该书是解读《金瓶梅》的经典著作。全书从作者之谜、书名寓意切入，梳理相关笔墨官司与阅读体验配查查配资，继而从美学角度深入探讨其艺术世界——剖析堕落时代镜像、市民社会风俗画、审丑视角等核心维度，扫描西门庆、潘金莲等关键人物，解析圆形网络结构与文学语言魅力。
书中阐述了《金瓶梅》在小说史上的里程碑地位，探讨文本细读与审美唤醒，尝试赋予其新艺术生命，并置于世界文学视野下审视，帮助读者突破认知局限，真正读懂这部伟大而被误解最深、最严重的中国古典小说。
序“伟大也要有人懂”
引子
一、尚未破译的作者之谜
二、颇有讲究的书名
三、永远打不完的笔墨官司
四、无须共同理解 但求各有体验
五、走进《金瓶梅》的艺术世界
（一）堕落时代的一面镜子
（二）市民社会的风俗画
（三）独一无二地对“丑”的审视
（四）人原本是杂色的
（五）性：美好和邪恶的双刃剑
（六）最难的还是现实主义
六、人物扫描
（一）西门庆
（二）潘金莲
（三）李瓶儿
（四）庞春梅
（五）吴月娘
（六）应伯爵
七、新颖的圆形网络结构
八、文学语言的魅力
九、小说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十、细读文本 呼唤审美
十一、一种试验：赋予《金瓶梅》以新的艺术生命
十二、世界文学视野中的《金瓶梅》
后记
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概还没有一部作品如《金瓶梅》一样引发如此纷纭的聚讼。有关该书作者的种种揣测、对于版本及艺术品位的鉴定以及其中露骨的性描写的争论，几乎是伴随着它的问世就展开了的，而且时至今日，仍是见仁见智，未有定谳。
近几十年来，随着学术空气的日益澄明，海内外文化交流的逐渐密切，“金学”新说竞起，尤其在作品的创作风格及人物形象的分析把握等畛域屡有创获，而且愈发有了国际性的影响，成了学林瞩目的“显学”。
清儒治学，义理、考据、词章相鼎足，蠲词章则卒读不忍；舍考据恐架空设言；弃义理终不过承讹袭谬，是以不当偏废。
用之于“金学”，则有专事考赜作家、版本来历者，是为考据；亦有侧重结构、情节、人物性格之分析者，即今所谓文本研究，古所谓词章者；又有发中外文艺理论之矢射《金瓶梅》之的，欲揭橥其创作规律、美学风格者，此殆义理。繇是以观，治《金》诸家取径容有不同，家数或存歧异，要不失各成胜业，考据、词章郁郁乎文哉，第义理一道，尚罕觏思辨敏捷、理路清晰、融汇古今、厚积薄发之作。
有之，则宁宗一先生《〈金瓶梅〉十二讲》之谓也。举隅言之，此书胜在视野宏大开阔、高屋建瓴，持论谨严精深、含蕴不尽。
具体而言，本书特色可析为五点：曩者研究《金瓶梅》多苦绠短，而作者雅擅发明，在洞察中国小说史沿革递嬗的基础上，借鉴文艺形态学、小说类型学的理论，即曾对几部划时代的小说经典文本抉微析异。
他以独具的文心诗眼触摸到吴敬梓、曹雪芹、笑笑生三位作家气质禀赋的不同，进而提出《儒林外史》是思想家的小说，《红楼梦》是诗人的小说，而《金瓶梅》是小说家的小说之卓见，这就不仅赋予了传统的小说概念以现代意义的阐释，而且廓清了长期以来困扰着“金学”界的由于衡尺陈旧、概念模糊所酿成的迷雾，庶几使《金瓶梅》创作风格的研究走出目前的僵局。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该书浓郁的哲学思辨意味。
读这本小书，你会感受到作者深厚的哲学根底，它的思辨力量就来源于这种哲理的“厚积”。可贵的是，它的作者不惟旁涉各家，更是融通能化，并没有用种种文艺理论来堆砌炫耀自己的体系，而是着力于审慎的逻辑推衍和恰当的引譬联类以“薄发”自己的机杼。
也正是由于这种渊博的修养，使得读者能够达到一种超越的境界，不为菁芜混杂的作品所惑，不被臧否两歧的评论所迷。
第四讲中对“《金瓶梅》的二律背反”的论述充分地显示了作者不懈的反思精神和超脱的学术见识。又因为是小书，所以不拘执于字句、不害冷僻琐屑，是作者先立其大，小者自然不能夺，正可觇见随物赋形的功力。
这本书的又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宏观视野和精巧结构相结合。全书流动着作者对于整个小说史的统摄意识，他对《金瓶梅》细微之处的含茹从不脱离小说史的流变轨迹，这就使立论永远保持着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如渊渟岳峙，如孤峰出岫，雄辩难移。
书中写道：“《金瓶梅》的作者已经不再是简单地用黑白两种色彩观察世界和反映世界了，而是力图从众多侧面去观察和反映多姿多彩的生活和人物了。小说历史上那些不费力地把他观察到的各式各样的人物硬塞进‘正面’或‘反面’人物框子去的初级阶段的塑造性格的方法已经受到了有力的挑战。”
这种宏观的、辩证的点睛之笔实际已绝不止于对《金瓶梅》一书的批评，而是涉及整部小说史的规律性揭示了。
一本小书能有这样的大手笔，行文却从容有致而绝不“局促”，结构上珠联绳贯、经纬相牵，让人一章章读来毫无“逼仄”之感，心绪随着作者文思的起落而自然舒卷，从娓娓道来的小处领略《金瓶梅》的大观。天机云锦裁处之妙，洵非刀尺建功，这正是高明手眼所在。宏观的视野观照结合微观的惬心贵当的讲述，这就是前叙的高屋建瓴而又含蕴不尽。
第四点，世界上第一流的文艺批评家莫不以文笔凝练隽永见长，如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法国的丹纳，读他们的评论文章，不啻是一种审美的享受。
《〈金瓶梅〉十二讲》无疑也具有词章之美，它叙述的精彩生动，议论的汪洋捭阖，使之有别于那种干巴巴味同嚼蜡的理论专著。它辩丽整饬而给人以平易可亲之感，流畅自如而又别具警策深湛的魅力，重视符采而未尝因词害句。在今日的图书市场上，能够见到这样的好书实属不易。
诵诗读书，讵可不知其人？在这里再谈谈本书创作的缘起、委曲，以略表见书与人的纠牵。《金瓶梅》长期被目为诲淫之书，由于人所同知的原因，不但《金瓶梅》研究在一段时期内受到了质疑、打击，连它的研究者也数罹灾殃。
当年宁先生也因评骘此书受到冲击，被安上了“毒害青年学生”的罪状。正因为这段遭际，作者对《金瓶梅》蒙被诟詈尤为不平，他后来一系列的述造都有为《金瓶》作《春秋》的旨归——不止于消除误解，更标置《金瓶梅》美学，发明它独有的艺术成就。
“金学”研究曾经咻于众楚，险些毁在柙中，因此宁公之探骊得珠，可说是别有一番滋味，两者之共荣辱、同喜乐，有以哉。斯编也还不满足于为《金瓶梅》正名、让外行人看个热闹，而是要把金针度与人——篇幅有限，更多的妙处、胜景，要请读者自行领略。宁先生和心血隃麋成此一书，第五个特点就是发皇之处既有兰陵深意，也存宁公痴心。
先生《说不尽的〈金瓶梅〉》初版之年，学生草有短评，蓦然已阅二纪。今又为先生新著作序，愈感惶惶不胜。承乏用事，谨为读者绍介佳作。
关于《金瓶梅》，过去了的时代如何看法，我们暂且撂在一边不去管它。在今天，我还是看到了，《金瓶梅》无论在社会上、人的心目中，乃至研究者中间，它似乎仍然是一部最容易被人误解的书，而且我自己就发现，在一个时期内，我虽然曾殚精竭虑、声嘶力竭地为之辩护，原来我竟也是它的误读者之一。
因为我在翻看自己的旧稿时，就看到了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评估它的价值的矛盾。这其实也反映了批评界和研究界的一种值得玩味的现象。我已感觉到了，中国的批评界和读者看问题的差异。
我发现一个重大差别就是研究者比普通读者虚伪。首先因为读者意见是口头的，而研究者的意见是书面的，文语本身就比口语多一层伪饰，而且口语容易个性化，文语则容易模式化——把话说成套话，套话就不真实；同时研究者大多有一种“文化代表”和“社会代表”的自我期待，而一个人总想着代表社会公论，他就必然要掩饰自己的某些东西。
在这方面，普通读者就没有面具，往往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比如对《金瓶梅》，其实不少研究者未必没有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但他们写成文章就冠冕堂皇多了。
尽管我们分明地感到一些评论文字在作假，一看题目就见出了那种做作出来的义正而辞严，可是这种做作本身就说明了那种观念真实而强大的存在。它逼得人们必须如此做作。且做作久了就有一种自欺的效果，真假就难说了。
《金瓶梅》竟然成了一块真假心态的试金石，这也够可笑的了。就拿《金瓶梅》最惹眼的性行为的描写来说，我必须承认，在我过去的研究文章中就有伪饰。
现在再读《金瓶梅》时，似经过了一次轮回，才坦然地说出了自己心底的话：我既不能苟同以性为低级趣味之佐料，也无法同意谈性色变之国粹，当然我对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说持有许多保留意见。
现在，也许经过一番现代化开导，我真的认识到，性活动所揭示的人类生存状态，往往是极其深刻的。因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性已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可以提高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得到美的升华，绝不仅仅是一种动物性的本能。
所以，我认为《金瓶梅》可以、应该、必须写性（题材、内容这样要求），但是由于作者笔触过于直露，缺乏艺术的节制，因此时常为人们所诟病。
但是，我更喜欢伟大喜剧演员W.C.菲尔兹的一句有意味的话：“有些东西也许比性更好，有些东西也许比性更糟，但没有任何东西是与之完全相似的。”（这是看电视《环球影视》时听到并速记下来的。）
至于对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来说，我是同意阿米斯在他的《小说美学》中所说的意见：
人摆脱了动物状态，既能变成魔鬼，也能变成天使。最坏的恶和最好的善都属于心灵，而这二者都在文学中得到了最完整的再现。因此，对那些学会了阅读的人来说，他们的灵魂是染于苍还是染于黄都由自己掌握。[1]
基于此，再回到过去了的时代，我非常欣赏清人张竹坡所写《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所说的大实话：
《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便只看其淫处也。故必尽数日之间，一气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层次，贯通气脉，为一线穿下来也。
凡人谓《金瓶梅》是淫书者，想必伊只知看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终是一部史公文字。
在我看来，这位张竹坡先生的意见比国粹派、谈性色变者以及伪善者更懂得如何读《金瓶梅》，包括如何看待此书的性描写。
以上所言，实际上涉及《金瓶梅》的整个“阅读行为”，即读者群和评论者如何首先拓宽阅读空间和调整阅读心态这样一个极普遍又亟须解决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
面对小说《金瓶梅》，评论者是否高于读者可以不论，但他首先是一个读者，他的评论始于阅读，甚至与阅读同步，因此有什么样的阅读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阅读空间。
我想，在一个开放的、多层次的阅读空间中，有多种并行的或者相悖的阅读方式和评论方式，读者可以择善而从，也可兼收并蓄，甚至可以因时因地而分别取用。但任何封闭的、教条的、被动的，甚至破坏性的心态都可以导致阅读的失败。
对于《金瓶梅》这样惊世骇俗的奇书，面对这早熟而又逸出常规的小说巨构，必须进行主动的、参与的、创造性的阅读，从而才有可能产生出一种开放的、建设的、创造的研究与批评。
进一步说，对于一个读者来说，面对一部小说，首先要尊重、承认它的作者审视生活的角度和审美判断的独立性，我们无权也不可能干预一位古代小说家对他生活的时代采取的是歌颂还是暴露的态度：事实是，歌颂其生活的时代，其作品未必伟大；暴露其生活的时代，其作品未必渺小。
《金瓶梅》的作者构筑的艺术世界之所以经常为人所误解（误读），就在于他违背了大多数人一种不成文的审美心理定势，违背了人们眼里看惯了的艺术世界，违背了常人的美学信念。
而我越来越认为，笑笑生之所以伟大，正在于他根本没有用通用的目光、通用的感觉感知生活。《金瓶梅》的艺术世界之所以别具一格，就在于笑笑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不同于一般的审视生活和反思生活以及呈现生活的视点和叙事方式。
是的，笑笑生深入到了人类的罪恶中去，到那盛开着“恶之花”的地方去探险，那地方不是别处，正是人的灵魂深处，他远离了美与善，而对丑与罪恶发生兴趣；他以有力而冷静的笔触描绘了一具身首异处的“女尸”，创造出一种充满变态心理的触目惊心的氛围。笑笑生在罪恶之国漫游，得到的是绝望、死亡，其中也包括他对沉沦的厌恶。
总之，笑笑生的世界是一个阴暗的世界，一个充满着灵魂搏斗的世界，他的恶之花园是一个惨淡的花园，一个豺狼虎豹出没其间的花园。小说家面对理想中的美却无力达到，那是因为他身在地狱，心向天堂，悲愤忧郁之中，有理想在呼唤。
然而在那残酷的社会里，诗意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愚以为这一切才是《金瓶梅》独特的小说美学色素，它无法被人代替，它也无法与人混淆。
我读《金瓶梅》，愿意把它看作是一个有许多窗口的房间。从不同窗口望去，看到的是不同的天地，有不同的人物在其中活动。这些小天地有道路相通，而这道路是由金钱和肉体铺就的，于是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封建晚期的明代社会。
从一个窗口望去，我们看到了一个破落户出身的西门庆发迹变泰的历史，看到了他占有女人、占有金钱、占有权势的全过程，看到了一个市井恶棍怎样从暴发到纵欲身亡的全过程；
从这个窗口，我们看到了西门庆家族的日常生活，妻妾的争风吃醋，帮闲的吃喝玩乐，看到了一幅市井社会的风俗画；
换一个窗口，我们看到了卖官鬻爵、贪赃枉法的当朝太师蔡京等市侩化了的官僚群的种种丑态；
再换一个窗口，我们看到了……不，在所有的窗户外面，我们几乎都看到了潘金莲的身影。她是《金瓶梅》的特殊人物：一方面，她完全充当了作者的眼睛，迈动一双三寸金莲奔波于几个小天地之间，用她的观察、分析、体验，将其连接成一个真实的世界。她又是一个发展中的人物，开头她被西门庆占有，而后西门庆的生命终点又是她制造的。因此，潘金莲这个形象在一定意义上又比西门庆更显得突出。
总之，《金瓶梅》的许多窗口是朝着这些“丑恶”敞开着，读者置身其中，各种污秽、卑鄙、残忍、悲剧、惨剧、闹剧，无不历历在目，尽收眼底。
于是我从整体上把握了这样一部小说的内涵：《金瓶梅》是一部人物辐辏、场景开阔、布局繁杂的巨幅写真。腕底春秋，展示出明代社会的横断面和纵剖面。《金瓶梅》不像它以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样以历史人物、传奇英雄为表现对象，而是以一个带有浓厚的市井色彩，从而同传统的官僚地主有别的恶霸豪绅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荣枯的罪恶史为主轴，借宋之名写明之实，直斥时事，真实地暴露了明代后期中上层社会的黑暗、腐朽和不可救药。
作者笑笑生勇于把生活中的否定性人物作为主人公，直接把丑恶的事物细细剖析来给人看，展示出严肃而冷峻的真实。《金瓶梅》正是以这种敏锐的捕捉力及时地反映出明末现实生活中的新矛盾、新斗争，从而体现出小说新观念觉醒的征兆。
笑笑生发展了传统的小说学。他把现实的丑引进了小说世界，从而引发了小说观念的又一次变革。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认识《金瓶梅》，还是这样讲《金瓶梅》。
我上大学时，图书馆是不允许把《金瓶梅》借给学生看的，即使是中文系的学生。当时我知道，我的父亲藏有一部施蛰存先生整理和删节过的《金瓶梅词话》，我向他索看，却被拒绝，理由是：“你还小，先别看这些书！”
毕业后我留校执教于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并马上被安排教历史系学生的《中国文学史》课程。根据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的需要，名正言顺，我开始有资格也有理由去看那部“禁书”了。
于是，首先我把父亲的那部铅印本上、下两册的《金瓶梅词话》堂而皇之地接收过来，继而又理直气壮地到图书馆去，想借一部我早已渴望看到的全本《金瓶梅》。可是管理员老王告知我的是：“你看删节本，可以借出，至于没删节的那个‘本子’，需要讲师以上的老师才能借阅。”
我当时真的气昏了头，但也只好随老王进书库，胡乱拿了一部，后来才知道是更加糟糕的正中书局出版的《古本金瓶梅》。不过，我毕竟看到了这部被称为第一奇书的庐山真面目。说真话，比起我在上大学时看《三国》《水浒》，看《儒林》《红楼》来，我对《金瓶梅》读得分外仔细，它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
我确确实实被书中描写的特异的生活和刻画的人物深深震撼了。虽然我从未有过记读书笔记的习惯，但这次读《金瓶梅》却有一种冲动，一种急于把读它的“第一印象”和那种异样感受写下来的冲动。
当然，文章并没有写出，因为那时的我，无论是古典文学的知识积累，还是理论上的准备，抑或文字表达的磨炼诸方面，都没有可能把读完一遍名作后的肤浅感受较为准确地表述出来的功力。
可是我还是压抑不住我对《金瓶梅》的特殊感情。我终于在讲明清小说部分时，面对着历史系二年级一百多位同学，大大赞美了一番《金瓶梅》“前无古人”的价值，同时也还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对于一个今后要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不能不读《金瓶梅》！这样的话，今天看来并无多大问题，然而在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下，我一时的兴趣竟然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受到了惩罚。
了解当时历史背景的“过来人”可能都知道，当年“拔白旗”，是针对具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权威”而说的。我年龄小，资历又浅，根本没有资格当“白旗”。更准确地说，在当时我是“拔白旗”的骨干力量。
可是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就是在这场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一天下午古典文学教研室全体老师正在开会，突然一位已升到四年级的历史系女同学打开了教研室的门，轻轻地在房门口对着全室教师说：“我们给宁老师贴了大字报，请他去看看。”
听了这话，我像说书人形容一个人突然受到意外打击时那样，脑袋真的“嗡”了一声。说不出是因为丢面子还是过分恐惧，我感到了一阵阵尴尬，因为大字报终于贴到我头上了。会一散我就急匆匆地跑到图书馆大厅，果然赫然一张大字报写着大字标题：宁宗一老师在文学史一课中散布了些什么货色！
在十多条批评意见中，第一条就是我在课堂上宣扬《金瓶梅》的所谓“社会的和审美的价值”“把毒草当香花”“企图用《金瓶梅》这样的淫秽的坏小说毒害青年学生”。我记得分明，那刚读大字报时的感觉：心跳和腿软、困惑和抗拒。这可能是一切第一次享受大字报滋味的人共有的生理和心理体验。
以后的情况是：我在当时还不是内定的批判重点，所以谁也没来追究这张大字报中的各条意见，似乎是不了了之了。
不过，从这段回忆文字，足见当时这张大字报对我的威慑力。记得当时我就记取了一条“教训”，因为在挨那张大字报之前就有一个小插曲，我倒也记得清楚。
还在我给学生们刚刚讲完《金瓶梅》时，不少男女同学就纷纷到图书馆去借《金瓶梅》，给当时图书馆员赵琳老师和王文通老师确实添了不少麻烦，让他们费了很多口舌。事后王老师大大怪罪了我一番，埋怨我不应当“号召”学生读这样明令规定的“禁书”。这就是我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第一次在《金瓶梅》这部小说上跌的跤。
我像一切年轻人一样，不会满足于看节本《金瓶梅》的，好奇心与性意识使然，我极想了解《金瓶梅》那被删去的近两万字到底是怎样描述的。
我知道我的老师朱一玄先生有一部没删节过的《金瓶梅》，我曾担心他也不会借给我看，只是到后来，我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了一个我想写一篇研究《金瓶梅》的文章的理由，一个晚上到朱先生家，请求他借这部书给我看看。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朱先生二话未说，坦然又慷慨地立即从书柜中把书拿给了我。我完全不懂版本，只记得这是一部木版大字本的《金瓶梅》，插图绘制得极为粗劣，但我仍如获至宝，仅用了几天时间就又通读了全书。
毋庸置疑，我当然特别关注了那些删节本中没有的文字。这次读《金瓶梅》的印象与前一遍不同之处在于，我除了领略那露骨的性描写而感到新奇和刺激以外，当然还有那得窥全豹的愉悦，然而从理性上则确实意识到了这位笑笑生果然有一种超前的胆识，敢于冲破那人所共知的“禁区”。
进一步说，我似又有一种疑问，为什么我还保留着第一次看删节本时的感受，足本《金瓶梅》并没有动摇它在我心目中属于古代小说第一流的地位。
进入60年代，因为我教古典文学课，有权借阅《金瓶梅》，再加上我自己手头有一部《金瓶梅词话》，所以这本书通过我，曾经在部分教师和研究生中传阅。
俗话说：在劫难逃。果然不错，“文革”刚开始，一部《金瓶梅》又给我惹下了祸端。所谓“312室裴多菲俱乐部”的“不正常”活动就有传看和散布《金瓶梅》一条罪状。当然这样的事，比之于那后来更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来说又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后来随着我们那些被“打击”的“一大片”的彻底平反，此事也就烟消云散了。然而心理积淀确实存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几乎讳谈《金瓶梅》。
我怕自己谈多了《金瓶梅》，会让人感到我和《金瓶梅》一样“不洁”。然而事实证明，《金瓶梅》就像幽灵一样缠绕着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它就给我招灾惹祸。
我们终于盼来了“四人帮”的垮台。很快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向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南开大学中文系约稿，希望我们两校分工写两部为不同读者对象阅读的中国小说史。
北大编著小说史有经验，实力也雄厚，担任了编著学术性强的那一部，我们则在中文系领导决定下，由我和郝世峰先生主编一部普及性的《中国小说史简编》。
不知是心有余悸，还是一种逆反心理，我拒绝写评述《金瓶梅》一章，而是由我约请了朱一玄先生撰写。因为我知道朱先生下笔稳妥，而且他还是《金瓶梅》研究的老前辈，他的稿子是很容易被出版社的责编通过的。
可是，我的估计又错了。当时的编辑室主任和责编认为，“简编”是普及性读物，是为工农兵及其干部看的，不去介绍《金瓶梅》也罢。我们当然不同意这一意见，并申述了三条理由：
《中国小说史略校注》，鲁迅著，陈平原、鲍国华编注，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版。
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金瓶梅》已有言在先，并且是“高度评价”；二，北大中文系的“小说史”辟有专章评述《金瓶梅》，为什么“简编”就不能评价；三，评述《金瓶梅》一书并不是“展览”《金瓶梅》，只会有助于读者正确阅读和了解《金瓶梅》。
三条理由并没打动编辑们的心，结果一部中国小说史竟然只字未提明代四大名作之一的《金瓶梅》。
后来在我执笔的《前言》中，郝世峰先生专就此问题，挖空心思地加了一段说明和解释性的文字，结果却是“欲盖弥彰”！
书一经出版，朋友大大调侃了我们一番；陌生的读者甚至来信质疑：一部中国小说史竟对《金瓶梅》不作一字评价？而我们这两个主编也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
这件事直到1986年在徐州召开的全国第二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我在一篇讲演稿整理成文后，写了一段作者附记，才算把事情的前前后后交代明白。
因为这部《金瓶梅研究集》印数不多，有的朋友可能不易看到，我不妨借此机会把这段文字引述如下：
值得作深切反思的是在1979年出版的、有我参加主编的《中国小说史简编》中，竟然因各种原因，把论《金瓶梅》的整整一章删去了。而“前言”的说明中，却说了这样一段前后矛盾的话：“有些作品，如《金瓶梅》，虽然在小说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在今天也还有相当的认识价值和艺术的借鉴意义，但是，又因为其内容上的消极面过分严重而不宜在一般读者中普及。考虑到本书是普及性的读物，对于这类作品，我们也未予以介绍。”
今天看来，这段话无法解释众多现象。它只能说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过，现在想来，这样的看法正好提供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进行自身文化心态反思的资料。通过目前对《金瓶梅》的深入研究，说明了我们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摆脱历史造成的那可悲的困境，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更趋强化和走向成熟。黑格尔老人在告别青年黑格尔时就说过一句精辟的话：“我必须把青年时期的理想转变为反思的形式。”（《黑格尔通信百封》）信然！
以上所写的回忆性文字，完全是实录。我意在说明，《金瓶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知识界内外总有不少人把它看成坏书、淫书，理应禁之。
其实，当时针已拨到了80年代末，不是还有个别人在窃窃私议，谁要肯定了《金瓶梅》的价值，谁就似乎一定是不道德吗？当然在这些人中间，有的是出于赤诚，有的则是无知，而有些人则纯粹是假道学。
倘若有人追问我正式从事《金瓶梅》研究的动因，我只能回答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1983年，春风文艺出版社林辰先生在大连组织了一次明清小说研讨会，其意图是想把重点放在他们正在系统地整理出版的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评价上，我接到邀请信，感到很为难，因为我看过的才子佳人小说实在微乎其微，没有发言权；而在思想上，长期沿袭着旧的观念，对才子佳人小说始终没有太多的好感。
可是我舍不得放弃这次学习机会，还是相当认真地思考了一些问题，并以《〈金瓶梅〉萌发的小说新观念及其以后之衍化》为题，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表述了我对《金瓶梅》的基本评估。
说实话，在论述《金瓶梅》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小说美学的贡献时我充满了激情，我深感《金瓶梅》沉冤数百载，而我的教书生涯又时不时地曾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文章写开去，在理论思辨中更多融合了自己的感情因素。
我意识到了，我写这篇文章时的内驱力实际上是三十年前那“第一印象”以及那以后围绕着《金瓶梅》的风风雨雨的日子，所以我是在为《金瓶梅》进行辩护，也是在为自己辩护。
像人的成长一样，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也需要来自两方面的动力：批评与鼓励。在大连的会上，我对《金瓶梅》及其他问题的观点，引来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一说，对《金瓶梅》评价过高；一说，颇有新意。
当时给我最大鼓舞的是章培恒先生。我发言后，他悄声对我说：“复旦大学出版社准备出一本收集1983年以前各大学学报上发表的研究《金瓶梅》文章的集子，你回去争取时间，把文章发表在你校学报上，以便我们转载。”
我听后当然兴奋万分，一回学校就抓紧对我的第一篇论《金瓶梅》的文章进行修改，并改题为《〈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当时学报编辑罗宗强先生认为可用，经他润饰加工，很快打出小样。
然而好事多磨，“清除精神污染”又殃及我的文章。学校一位负责人审查学报文稿时，认为正值“清除精神污染”之际，“不宜”在学报发表研究《金瓶梅》的文章。罗宗强虽多次申述该文绝无污染精神的毒菌，且有批评书中对性描写的缺乏节制，然而得到的回答是：“缓缓看。”
记得好像直到1984年第一季度，“清污”活动暂时过去了，我的文章才解禁，得以发表。可是我知道已超出了复旦大学出版社所收《金瓶梅》研究文章的时间断限。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金瓶梅研究》一书出版时，我的文章还是被收进去了。
与此同时，我在大连会上的发言和整理出的文章先后也在林辰先生编的《明清小说论集》和朱维之先生主编的《比较文学论文集》中发表。这标志着我研究《金瓶梅》的正式开始。
严格地说，研究《金瓶梅》，我起步较晚，其时，“金学”已经开始热闹起来，老树新花，各逞风采，我投身其间，难免战战兢兢。跌跌撞撞走了几步，有欢乐和兴奋，也有困惑和烦恼，有时还有一种难言的寂寞和孤独。
说真的，对于《金瓶梅》的研究，我曾有一种宿命感：《金瓶梅》的命运，竟然和我的教学生涯发生了联系！
我常为我的气质、个性和学识所局限，在学习的道路上，我很少把感情投注在一部书上做执着的追求和刻苦的钻研，像一位朋友说的：“你总是打一枪就跑！”所以我确也未曾卷入过任何问题的争论。
可是，《金瓶梅》研究的“处女作”一经发表，我就陷入了欲罢不能的境地。《金瓶梅》这个幽灵又一次紧紧把我拉入了相当长时间的论争旋涡中去。1985年徐州召开第一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我因故未能参加。
事后知道，由宋谋玚先生发难，批评了章培恒先生和我在研究《金瓶梅》中的“溢美倾向”。后来由徐朔方和刘辉两位先生编的《金瓶梅论集》出版，我才正式读到宋先生的大作。宋文没点我的名，只是引了我的几段文字，进行了批评。
事后刘辉兄告诉我，编书时，知道我正“倒霉”，不肯落井下石，所以“姑隐其名”了。我当然感谢刘兄的好意，可是宋文的批评意见，我却难以虚心接受，憋了两年，借着第二次《金瓶梅》讨论会和第三次《金瓶梅》讨论会的机会，我对宋先生的意见进行了“反批评”，其中部分意见写入《说不尽的〈金瓶梅〉》一文中。
其后，胡文彬先生和徐朔方先生编的两本《金瓶梅》研究论文集出版，我看到了美国学者夏志清评论《金瓶梅》的文章。
又读了包遵信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对《十日谈》与《金瓶梅》进行比较的文章，我对他们贬抑《金瓶梅》的观点很不以为然，他们把《金瓶梅》打入“三流”，更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至于方非在《劳伦斯的颂歌与略萨的控诉》一文中的那种比较研究，我更认为不会对《金瓶梅》作出科学的价值判断。我直率地表明：《金瓶梅》不应成为人们比较研究的陪衬和反衬的垫脚石，把它置于“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的任何比较，都是不公平的。
这样我前前后后写了《〈金瓶梅〉萌发的小说新观念及其以后之衍化》《〈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金瓶梅〉思辨录》《〈金瓶梅〉：小说家的小说》《说不尽的〈金瓶梅〉》《“金学”建构》《谈〈读书〉对〈金瓶梅〉的评论》等。几篇文章体现了我的大思路：为《金瓶梅》一辩。
我不是没有怀疑过自己要为《金瓶梅》辩护这一命题的必要性。因为《金瓶梅》的“行情”一直看涨，而且大有压倒其他几部大书之势。至于对于一部书的评价，那是一个永远不会取得完全一致意见的事。
不过，我始终认为方法虽然很重要，而且方法的改进，无疑会给古代小说研究增加生机，但却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古代小说研究的社会价值。方法有助于达到目的，但方法却不能代替对目的的追求，与时代精神同步合拍，应是古代小说也是《金瓶梅》研究追求的目的，只有与今天的文艺创作和评论衔接，才能使古代小说研究升值。
我非常同意这样一种观点：精神劳动从来都不是纯粹个人的。正是在今天，精神创造比之以往任何时候更依赖于交流、思想碰撞、彼此之间的启示与校正，依赖于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
当我写到这里时，我想到了如果不是章培恒先生对我的鼓励，刘辉兄和林辰先生给我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机会，如果不是宋谋玚先生对我的批评，如果不是我的年轻的朋友王力兄对《金瓶梅》的独到看法以及几次促膝谈心对我的艺术感知的启发，如果不是许多师友对我的支持，我知道我是不会写出这些文章来的，甚至不可能从事《金瓶梅》的研究。因此，这本小册子如能面世，理所当然地包括他们的劳动和情意。
我知道，这本小册子所达到的与预期的目的之间存在着不能尽如人意的距离。比如思路不够开阔，具体分析还嫌少，问题切入的角度也可以再“俏”一点，这些缺点都是显明可鉴的，好在知来者之可追，他日或可弥补。
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的挚友逯彤先生。
逯彤先生1960年即进入泥人张彩塑工作室，在泥人张第四代传人张铭所主持的彩塑工作室里开始了他的彩塑艺术生涯。四十年来在承续前辈们的丰富艺术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创造了形神兼备的诸多大型彩塑，使泥塑作品题材和技巧有了很大突破，且造型愈趋完美。他的《金瓶梅》与《红楼梦》的组塑不仅享誉国内，而且漂洋过海，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展览，并获得了高度评价。
此次我在整理本书过程中，即向他请教诸多问题，并请求逯彤先生加盟参与本书的制作。逯彤先生被我的真诚所感动，决定把他精心创作的《彩塑金瓶梅》画册授权给我，随意由我采用。这不仅表达了他对我个人的深情厚谊，并给拙著增添了分量，同时对读者来说也可以更好地欣赏逯彤彩塑的高超艺术创造，从而获得一次审美享受。在此我要向逯彤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感谢他的慷慨无私，也感谢他为图书出版事业做出的贡献。
还有，陈淼老师在紧张繁忙的教学之余，牺牲了休息时间帮我整理、校对这部讲稿，纠正错讹，这种深情厚谊，我唯有珍惜。
最后，我应该深深感谢出版社领导对我的信任、鼓励和期待，这一切只会让我检讨自己写过的和思考以后应当写的一切。
宁宗一，1931年生于北京，满族，南开大学教授、中国金瓶梅学会顾问，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从美学角度研究《金瓶梅》的学者。代表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探艺录》《说不尽的金瓶梅》《<金瓶梅>十二讲》《心灵读本》《中国古典戏曲名作十讲》《中国古典小说十五讲》等，主编《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中国小说学通论》。他也写学术随笔《走进困惑》《教书人手记》，让经典飞入寻常烟火。
注释：
[1]［美］阿米斯：《小说美学》，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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